33年到79年：两个国家、两条轨迹、一个岔路口

一、两个人

1970年，俄亥俄州扬斯敦，一个钢铁工人的儿子从高中毕业，走进父亲工作过的工厂，时薪按今天购买力算约28美元。他不会知道，这是他这辈子能拿到的最高时薪。

同一年，安徽凤阳一个农民的女儿16岁，从没坐过火车，没见过大学，村里没有电话，没有公路，电是奢侈品。她的人生预期长度，大约是60岁。

五十年后——

那个美国工人的儿子如果没拿到大学学位，实际时薪已经缩水了18.2%。他所在的城市，扬斯敦，人口从17万萎缩到6万，市中心一半店铺空置。他身边每10万人中，每年有近40人死于药物过量、自杀或酒精性肝病——学术上，这些死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绝望之死”。

那个安徽农民的女儿，如今已经65岁。她的女儿上了大学，孙辈可以坐高铁在四小时内抵达北京。她家所在的小镇通了高速、通了4G信号、通了天然气管道。她的人均预期寿命，接近79岁。

这不是两则孤立的轶事。这是两个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为各自最普通的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安妮·凯斯（Anne Case）用数十年的数据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人——那些没有四年制大学学位的人——的收入、健康、寿命、婚姻和社区归属感，在过去五十年中几乎全面停滞，甚至倒退。

而同一时期，中国最普通的人经历了什么？8亿人脱离极端贫困，高等教育入学率从0.3%飙升至77%，人均预期寿命从大约33年（1960年，世界银行数据）攀升至约79年。

这两个故事不是平行的，而是交叉的。到了2020年代，中国全民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追平美国——而如果你只看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那三分之二人口，他们的预期寿命实际上已经低于中国全民平均水平。

这篇文章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同一波全球化浪潮，在这两个国家制造了方向完全相反的社会轨迹？

二、工作的消失与出现

先看美国。

1973年到2015年，美国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实际时薪下降了18.2%。这不是某一个糟糕年份的结果，是42年持续下滑的总和——平均每年不到0.5%，慢到你几乎感觉不到，直到回头才看见悬崖。

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劳动力参与率的塌陷。1960年，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男性中，97.2%在工作或积极寻找工作。到2015年，这个数字降至88.2%。差值不是统计误差，而是大约550万男性从劳动力市场中消失了——他们没有失业登记，没有领取救济，他们只是不再被统计为"在找工作"。

迪顿和凯斯指出，这些退出市场的男性并非"退休享受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依赖止痛药、残疾补助和家庭成员的接济。他们的身体更差、婚姻更少、社区联系更弱。用迪顿的话说，他们被"从经济生活中剥离了"。

再看中国。

1978年，中国GDP总量约1500亿美元。到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8.7万亿美元——增长了约125倍。当然，这里有基数效应：1500亿美元的起点实在太低，任何增长在百分比上都显得惊人。但8亿人脱离极端贫困这个事实——由世界银行确认——不是数学游戏。

更关键的是这些增长的分配方式。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24年的约65%—67%。这意味着超过5亿人从农村进入了城市，他们获得了更好的基础设施、更近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长的预期寿命。

两个国家的底层劳动者面对的是同一股力量——全球化、自动化、产业转移。区别在于，当美国制造业工人被全球竞争淘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提供替代出路的安全网。而当中国农民走出土地时，他们走进的是一个由国家投资支撑的城市化浪潮——高速公路、高铁、工厂、新城区。

这不是偶然。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是体制选择的结果。

三、教育的两种命运

在美国，有一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术论文和公共政策讨论中：“BA护身符”。

Case和Deaton的研究发现，大学学位在美国已经不再仅仅是收入的加速器，它正在变成健康的必要条件。有学士学位的美国成年人，预期寿命与全球最长寿的国家比肩；没有学士学位的群体，预期寿命在持续缩短。1992年，这个教育鸿沟是2.6年。到2021年，它扩大到了8.5年。

大学学位带来的收入溢价也在急剧攀升。1970年代，有学位者与无学位者的收入比是1.26倍。到201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了1.68倍。教育从"阶梯"变成了"屏障"——跨过去的人进入一个安全世界，跨不过去的人被推向边缘。

代价呢？美国州内公立大学年学费约11,950美元，州外或私立大学可达31,880美元。一个底层家庭的孩子要上大学，需要背负数万美元债务——而这笔债，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教育改变命运的人最难承受的。

中国的故事几乎是从反面书写的。

197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0.3%。不是3%，是千分之三。每一千个适龄年轻人中，只有三个能进入大学。到202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7%——在校大学生6,100万人。

中国公立大学年学费约2,100至8,400美元（按汇率换算），远低于美国。1986年，中国通过法律确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2008年，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学杂费。从制度设计上说，教育在中国被当作国家发展投资来持续注入资金，而非个人需要购买的市场商品。

当然，中国的教育扩张不是没有代价。大学扩招带来的学历贬值、每年"最难就业季"的循环、部分高校教学质量堪忧——这些都是真实的。但77%的毛入学率意味着一件事：向上流动的通道对绝大多数家庭是打开的。而美国的"BA护身符效应"意味着相反的事：被排除在外的三分之一人口，输的不只是工资，更是健康和寿命。

四、活着的两种价格

2015年，Case和Deaton发表了一篇震惊学术界的论文。他们发现：美国50至54岁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从1990年代末开始不降反升——这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

其他发达国家同年龄段死亡率持续下降。美国其他族裔的死亡率也在下降。唯独这群人——中年、白人、没有大学学位——走上了反向轨道。

他们怎么死的？药物过量、自杀、酒精性肝病。每一年，这三类死亡的总人数从1995年的约6.5万上升到2018年的约15.8万。Case和Deaton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术语：“绝望之死”（deaths of despair）。这不是病理学术语，而是社会诊断——这些死亡背后是长期的经济绝望、社会关系瓦解和生活意义丧失。

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中国的预期寿命正在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快的跃升之一：从1960年的大约33年，攀升到2024年的约79年。与美国从70年到79年的"9年进步"相比，中国的"46年跃进"在绝对值上遥不可及，但这两条曲线的方向和速度，构成了最直观的对比。

再看医疗体系。

中国从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后十几年间将医疗保险覆盖率从几乎为零扩展到95%以上——约13.3亿人参保。中国医疗支出占GDP的5.37%（2022年），人均约672美元。

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7.5%（2022年），人均约12,555美元——是中国的18.7倍。但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体系，仍然留下了约3,000万没有保险的人。对于有工作的人来说，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日益成为一项"隐性工资税"——每年7,470到21,342美元的保费，看似雇主支付，实际从工人的总报酬中扣除。

用一个数字概括两条路径的差异：中国用5.37%的GDP覆盖了95%的人口，美国用17.5%的GDP没有做到全民覆盖。

公平地说，中国医疗体系有自己的短板：患者现金支出占总医疗费用的35.23%（国际建议阈值是20%以下），大病仍可能导致家庭返贫，基层医疗质量在城乡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两条路径都不是完美的。但一条路的方向是"更多人以更低成本获得基本保障"，另一条路的方向是"最需要保障的人越来越难以获得"。这个方向差异，才是值得关注的。

五、大地的两种面貌

如果你从上海坐高铁到北京，全程约1,300公里，最快4小时18分钟。窗外的风景从摩天大楼无缝切换为农田、小镇、又回到城市天际线。这段旅程行驶在中国4.8万公里的高速铁路网上——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

美国的高铁里程：零。没有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专用高速铁路。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约19万公里，覆盖了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国在2015年实现了100%的电力覆盖。而美国的州际公路系统——建于1950至1970年代——正在老化失修，“锈带"城市的衰退已是美国社会学教科书中的标准案例。

基础设施不只是混凝土和钢铁。它决定了一个社会中时间和空间的分配方式。高铁和高速公路让中国小镇的年轻人可以在一天内到达省会城市面试；电力和通信覆盖让偏远村庄也能接入数字经济；城镇化从17.9%到约66%的跃升——超过5亿人从农村走进城市——背后是大规模的住房、交通、水电配套投入。

这些投入的决策模式，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的基建由中央规划、地方执行、国有企业实施，以5到10年为周期的规划持续推进。美国的基建决策分散在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之间，预算高度政治化，一个项目从提议到动工往往跨越多个选举周期。

但必须指出，中国的"大政府基建模式"同样有代价：部分项目过度建设、利用率不足，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累积，某些"白象工程”（昂贵而无用的面子项目）已成学术界批评对象。问题在于你怎么看这些投入——作为需要短期回报的投资项目，还是作为长期公共品的积累。后者意味着一些成本在当下无法收回，但会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产生社会效益。

六、安全感的两面

中国的故意杀人率约为每10万人0.44起。美国的数字是每10万人约5.0起——大约是中国的11倍。

这组数字需要小心处理。两国的犯罪统计口径不同，直接比较存在方法论风险。但数量级的差距——11倍——很难完全用统计差异来解释。它至少反映了一个事实：一个普通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暴力犯罪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一个普通美国人。

对美国的底层群体来说，安全感的丧失不仅来自犯罪。它来自社区的瓦解：婚姻率持续下降，邻里关系淡漠，宗教参与减少，社会资本流失。Case和Deaton描述的不只是经济困境，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社会关系崩溃——工作没了，婚姻散了，社区空了，止痛药成了最后的安慰。

但回避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诚实的。996工作制下的职业倦怠、一线城市房价对年轻人的挤压、育儿成本推动的生育率断崖、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这些焦虑是真实的，它们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阴影。一个中国年轻人的压力与美国锈带工人的绝望形态不同，但压力的存在不容否认。

差异在于方向和程度。中国的社会焦虑更多集中在"如何向上攀升"和"如何保住已有成果"；而美国底层群体的困境更接近于"如何在持续下沉中维持尊严"。一个是在上升通道中的挤迫感，一个是在下坠过程中的无力感。

七、温水里的青蛙

为什么美国的衰退持续了五十年，却直到最近才被广泛认知？

Case和Deaton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阶层隔离——占据话语权、媒体和政界位置的那三分之一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整体向好，他们看不到底层的恶化。地理隔离——底层群体集中在锈带、阿巴拉契亚、中西部小镇，远离沿海精英的视野。渐进性——18.2%的工资下降分摊到42年里，每年不到0.5%，个人感知是"今年不太容易"，而非"系统在崩塌"。政治置换——绝望被民粹主义的愤怒吸收，但愤怒没有被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以及，止痛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在生理层面麻醉了社会痛苦，延迟了集体行动的集结。

每一年的不满小到可以忽略，每一年的希望微弱到不值得期待。直到某一天，你抬起头，发现人均寿命已经在倒退——而这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只发生在了美国。

2010年前后是一个可视拐点。那一年，美国无学士学位群体的死亡率从"下降变慢"正式转为"绝对上升"。同一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高铁里程突破5,000公里并持续加速。两条轨迹在2010年前后完成了方向性分化——然后各自加速。

2019至2021年的疫情则是一面放大镜，把所有裂缝同时照亮。美国的教育鸿沟从6.3年扩大到8.5年——没有学位的人失去的寿命是有学位者的三倍。病毒没有制造不平等，它只是加速了已经存在的一切。

八、岔路口

如果这篇文章试图传递一个核心信息，那不是"中国赢了，美国输了"。

事实远比这个复杂。

有学士学位的美国人，预期寿命在全球仅次于日本——美国的问题不是全面衰退，而是结构性的断裂：一条教育鸿沟把社会劈成了两个几乎不交集的世界。美国在科技创新、顶尖高等教育、企业活力方面仍然领先全球。中国的名义人均GDP约13,314美元，仅为美国86,145美元的15.4%——总量的追赶远不等于人均的超越。

中国模式同样有自己的代价：环境保护的欠账正在偿还，地方债务的风险悬而未决，个人自由在许多维度上与美国不在同一坐标系。说中国"做对了所有事"是无视现实的。

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凿陈述的：同一波全球化浪潮、同一波自动化冲击、同一波产业转移——在这两个国家制造了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在中国，国家选择用公共品投入——义务教育、全民医保、大规模基建——为转型中的人提供安全网。在美国，市场被允许自行分配全球化的红利和代价，而代价不成比例地落在了那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人身上。

两种体制，在"谁为变革买单"这个问题上，给出了不同的回答。

这不是一个终点判断。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远低于美国，社会焦虑依然广泛存在，经济转型的下半场挑战可能比上半场更艰难。美国拥有自我纠错的制度韧性——认识到问题本身，就是纠错的起点。

下一个五十年，两条轨迹是否会继续分化？还是会各自拐弯？

答案取决于一种能力：一个社会是否愿意为自己最普通的人，投入最基本的公共品——教育、医疗、安全、基础设施。不是作为慈善，而是作为对未来的投资。

那个1970年代的扬斯敦钢铁工人的儿子，和那个安徽农民的女儿，他们的孙辈将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数字之后，选择做什么。

本文核心数据来源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与安妮·凯斯（Anne Case）的研究，以及世界银行、中国国家统计局等公开数据源。部分数据存在统计口径差异（如中国预期寿命有官方79.0年与国际机构Macrotrends 77.64年两个数字，本文取"约79年"），已在文中相应位置标注。中国部分数据（如犯罪率、PISA成绩）的统计方法与西方国家存在差异，直接数值比较需谨慎。